可是，这次月休时，妈妈却打电话来说，他人很没精神，去网吧一整天没有回家。过一会，在外地的姐姐也打电话来说，昨夜他把他爷爷的手机打爆了——不但其中80多元的话费被用光，而且欠了160多元。

　　虽然我一直准备着应对外甥的青春期，可是我从来没料到他的转变竟然这么突然和巨大，叫人有些措手不及。

　　吃过晚饭，我就邀他到田野上逛逛。我首先开玩笑似的说，幸好我没有给你手机里存钱啊。然后我就跟他提了手机话费的事，他在我推测了半天“跟谁打”之后，才说，其实不是电话打的，而是在“移动梦网”下载游戏用的。

　　我感觉自己的谈话不是很受阻，就单刀直入地说，你花掉这么多手机费，又整日去上网，我还以为你“早恋”了呢。外甥说，才不是，上网也不是聊天，而是玩“天龙八部”的网游。

　　原来不是早恋，而是迷上“网游”。

　　刚好前段时间我也“网游”了一下，可以和他聊聊，然后问，网游很好玩吧？他说，也不是啊，玩久了很累的。

　　看来他入迷的程度不深，不过“弃之不舍”也属实情，一下子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
　　外甥突然说，我也知道“网游”不好，可是我又控制不住，我最怕你了（外甥在我身边多年，平时我对他还是相当严厉的），要不你“压”着我吧。外甥本来就不是一个信心十足的人，如果再对他施加压力，只怕他将来会更加信心不足；况且，青春期的孩子最叛逆，即使他眼下自愿，“压”也只会适得其反，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

　　我这才发觉，对青春期，偶尔纸上谈兵或许还行，可是应对外甥的实际问题，就没辙了。所以，我只好边和他“探讨”网游以及未成年人去网吧的危害，边想着对策。

　　夜里，我请他和我一起睡。躺在床上，我先和他讨论青春期，然后问他的梦想。虽然他说这个累、那个累，一副畏苦怕难的样子叫人恼火，可我还是平心静气地引导他从自己的兴趣出发，拓展自己的学习范围。然后，我问他，“网游”是不是该解决一下啊？他说：要的，可是都不玩我忍不住。那我每次月休回来，玩两个半天，四个小时，相当于每天一小时。

　　这个方案我完全接受，因为，我私下以为，“网游”是他们同龄人的一个话题，全不玩岂不让他落伍？可是我不想他觉得太轻易了，所以虚晃一招，说，按照惯例，我应该讨价还价一下吧？……

　　就在这么轻松的气氛中，我想，外甥的首次青春期事件，已经解决得相当圆满了。

　　对于语文课，我是一个门外汉，所以我的想法，或许只是一个“纸上谈兵”的笑话。

　　看了这两期关于“魅力语文课”的讨论，尤其是吴碧华老师的文章，我在想，能够遇上一位“朗读名师”固然是人生的一大幸事，是一大享受；可是，朗读是否需要贯穿语文的始终呢？语感确实非常重要，可以解决语言学习中的众多问题，可是对于语感的训练和培养，是不是就是中学语文所最需要关注的？

　　或许，吴老师情真意切的呼唤，是在说明另外一个问题——新课改下，语文课的变迁。新课改要以人为本，提倡百花齐放，所以我们语文课开始有了议论式的、图解式的种种样式，不一而足。只可惜中国人多是被父亲“压”着长大的，所以对传统的总是鄙夷的居多；即使不鄙夷，却也很“知趣”地知道，新课改要求的是“绞尽脑汁、花样翻新”，所以绝不好意思拿了古朴的“朗读式”大庭广众地晾着；当然，个别“晾”出大家水平的人物除外。所以，我们新课改下的种种语文课“秀”场，种种样式之中，唯独难觅“朗读式”的踪影。

　　所以，吴老师的文章或许可以当作新课改下怀旧者的呻吟。其实，新课改是打着解放学生、解放教师的旗号的，所以怀旧者大可不必呻吟，大可关起门来进行自己的“朗读式”教学。可惜的是，这教育界“先进先锋样板示范”太多，一人倘若背离了主流，就意味着评优评先时落人一筹；天下众生，熙熙攘攘，能有几人置身名利之外呢？虽然看起来我们喜欢标新立异，可骨子里，我们最乏孤独的勇气。

风逆耳

“教育”与“教训”的区别，（当然，此处两词都只作动词解），如果是做“词义辨析”的题目，那么或许小学三、四年级的学生，就足已胜任了；可是，如果要求的是一种深刻的理解，乃至一种实践，那么恐怕身为教师的你我，都不敢说自己就能做到了。不过，有一个人给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。

他，名叫路乞，是一位退休的美国法学教授，现居武汉。路乞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捡垃圾：不分时间，不分地点，看到垃圾，他就过去，弯腰捡起来丢到附近的垃圾桶里。可是，与一般的“环保人士”（我不知道用这个词是否恰当）不同，他并不要求别人与自己一起捡，也不要求别人不要乱丢垃圾。

当然，在路乞的心中，是极希望有人能投身这份公益事业，更希望那些人从此改了乱丢垃圾的毛病。可是他说：“我不想教训别人，只想教育别人。我要的是一颗（颗）种子。否则，我过去了，（捡垃圾的公益事业）也就过去了。”为了他的“种子”，路乞常会恶作剧一般，当着丢垃圾者的面，捡他们丢的垃圾。有当事者被触动了，因此“不敢见人”时，他也并不趁机进行一番“布道”，而是对着她善意地微笑。这实在是一个胜过一切“教训”方式的“教育”的微笑。

经过两三年的精心“培育”，路乞的“种子”似乎已见萌芽了：武汉一千多名的大学生，走上街头，捡垃圾。（央视新闻频道7月31日《社会记录》，http://news.cctv.com/society/20070731/119693.shtml。）

种子是只能培育，而无法训导的，这个道理，其实很浅显。身为教师的我们，当然也深知，学生是要“教育”，而非“教训”的。可是，现实中，又有几位教师敢说自己是在“教育”学生呢？坦白一点说，我们“常言道”的教育，不过是在教训学生，而已。

当然，并不能否认，大部分教师还是期望自己是在“教育”学生的——谁不想在自己的学生身上“育”出一颗颗美好的种子？可是，美好的期望落入现实，却常只剩了“教训”的事实。遗憾之余，分析起来，或许有以下几个原因。

首先，我们没有足够的信念。尽管我们大都期望“教育”学生，可是，试问全国上下成千上万的教师，有几人坚信：自己的良苦“教育”用心必见成效，又有几人曾经亲见，苦口婆心的成效？尤其是面对那些令人头疼、油嘴滑舌、自以为是、屡教不改的学生，谁敢自我担保：只要我坚持不懈（比如像路乞那样）地“教育”，就一定能够感化他们？

再者，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。“教育”即使出效果，也是一种潜移默化、日积月累的显现。就是路乞这么一个执着的近乎疯狂的人，他的这么两三年下来，也并不一定就能说他已经真正影响了身边的几个人，更别说坚定不移的追随者了。而学生，在教师的手里，又有几年时间呢？

第三，“教育”往往没有“教训”来得爽快。相对于“教育”的慢节奏和“一厢情愿”，生活中的“教训”是和“揍某人一顿”连在一起的。能耀武扬威地揍人，拿多神气呀，不管对方服与不服，叫他装孙子还不就得装孙子？同理，叫他做作业，还不就得做作业？一般手段无法见效的，现在也不是有“行走学校”对付。那里……还怕揍不服你？（我并不是否定行走学校，只是感于“重庆大东方”这类学校，http://dv.ouou.com/play/v_38d7f639342e0.html。）

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：我们根本就不需要“教育”。或许，正如路乞坚信的那样：“教育”是会出“种子”的。可是现实中，我们只是需要“好成绩”的苹果。一位教师优秀与否，是要靠学生成绩来说话的。至于“勤奋好学”的种子，“勤思多问”的种子，“德才兼备”的种子，“勇于创新”的种子……管你什么种子，只要没“好成绩”，谁在乎？

历史学家常说，我们多灾多难的历史和现实，决定了我们是“务实”的民族。不要种子而要张口就能咬的苹果，实在是最务实的做法，是最合我们民族本性的。可是，路乞这个“美国佬”却说，你可以数得清一个苹果里有多少种子，可是一颗种子后有多少苹果，你无法计算。

教师拜年，你拜了吗？

风逆耳

与堂姐聊天。她说，她给她外甥女的语、数老师拜过年了。闻之忐忑，因为我的外甥和她外甥女同所学校，而我却没有去拜年。

如果是正月里走亲戚般、大伙有来有往，或者是，与某位老师特别投缘，想借着逢年过节去聊表心意，那么，给自己的教师拜下年、送点礼物，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。可惜的是，在目前这个“市场化”的大环境之下，给自己的教师拜年，早已变了味，看起来倒更像下级向上级、弱势向强势的一种谄媚或别有所图的“孝敬”——君不见，有许多家长（或许已经包括一些教师）早已嫌拿礼品去“回收行”换人民币麻烦，喜欢直接用“毛主席”当礼物了。据我堂姐透露，她就是以三张“毛主席”做红包的。

按照这个价格（其实这几乎已经是最低的价码了），粗略得来算一下：一个人数40的班级，只要有半数的学生来拜拜年，那么，春节一过，教师节一到（许多家长教师节也送礼），两个节日的收入，就可以轻松地超过七、八个月的国发工资了。所以，这也就难怪，每年分配工作时，总有人不惜拿出好几万“公关”，以图进个城镇学校。因为反正转眼之间，羊毛就能从羊身上拔来。（何况，城镇学校各种类型的带生机会也大大增加。）正是有这么多非法定收入的存在，所以即使政府每年都说要让教师与公务员工资持平，优秀的人才（包括示范类毕业的）还是要往行政部门跑。

不过，有一点需要郑重声明的是，决不是每一位（城镇的）教师，都愿意学生来拜年，更别说主动收取家长的礼物了。可是呢，如果人家上了门，不收就怕别人笑话，或许也怕自己心理失衡；何况，礼物上门，也总不能拉下脸往外扔？所以，也就只能勉为其难地收下。

对于这个现象，作为一个将得利益者（很显然，我还得保留自己将来“高升”到这些学校的可能性），我不好评说什么。可是，如果有人觉得教师收礼有悖于师德建设，想把这个问题解决，我倒想提个思路。（当然，千万别老想着一纸禁令。）

（一次不知道在哪里看到,）针对医生收红包禁而弥烈、许多医生被动收红包的现象，有人建议说，那就索性让收红包制度化、透明化，（乃至明码标价化，）免得有些患者（及其家属）由于医生（碍于良心或者制度）的硬是不收红包，手术时无法安心——我猜想，他们定然在想：现在还有不收红包的医生吗？

所以，我也就想建议，针对总有些家长就像病人一样，不送点礼物就无法安心的情况，与其行政禁止（教师收礼），不如让学校（或者相关职能部门）出面，统一把全校（全县）的礼物收缴，然后折合成现金再分配（当然，此时一定要体现多劳多得），不论男的、女的，老的、少的，（副）教授级的、还是技术员级的，统统有份，统统有礼。这样一来，岂不皆大欢喜？或许，到了那时，为实现教育均衡发展却一直无法推行的教师轮换制，实施起来，也就没有很大的阻力，指不定还马到功成呢。

不过这些都是后话，还是回到我外甥的问题：鉴于外甥和堂姐外甥女的两大不同——一是一个读初中部，一个读小学部；二是一个读地域班（她的拜年理由正是：xx地的家长都有拜年的），一个读的是混合班。所以，我就不去拜年了。

当然，这些都是拿来骗骗姐姐的。我心里却想，凭什么都是教师，你享富，我受穷，却还要我拿钱“孝敬”你？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7-3-1

风逆耳

生活中，常有些问题，不需要发问，就能知道答案。比如说，学生的睡眠时间是否充足，体育活动时间是否足够？再比如说，学生何以不能拥有充足的睡眠和体育活动？

就像生活中的你我，不得不为经济利益活着那样，身在分数漩涡中的他们，也不得不用成绩来证明自己的实力。无法强求，除了期待个人的超然和洒脱。

长期的“黑眼圈”、长期的“两点一线”，其必然的结果，就是身体素质的低下。当然了，提到身体素质，提到健康，有人就要做出一副很懂很在乎的样子说，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”，我怎能糊涂到为了分数牺牲健康呢？可惜的是，处在成长期的学生，正是“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”，偶尔的乌云四布，并不大可能从此就掩去了他的光辉。所以，除非身体被透支得太厉害，“近视”的我们不可能从一次两次的健康警告中，读取更多的信息。

写到这里，我不由想起“中国皮都”水头的案例。“皮都”水头，自然是“以皮为本”，在短短二十多年间，获利丰厚，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就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。当然了，皮革行业对环境的严重污染，也显而易见。可是，这所谓的“环境污染”，除了让河变黑、变臭，毒死其中的鱼之外，似乎没有什么其他更严重的后果。水，大不了一块钱一桶买过来喝。可是，近两年平阳县征兵工作的结果才终于叫他们目瞪口呆——水头出来的小伙子，几乎没有一个验兵（身体素质）合格的。

如果说，水头至少获取了巨额的经济利益，民众得到了巨大的“好处”，这健康代价的付出，或许还可以说声“值”，那学生牺牲掉的健康，能否最终也给自己换来个“值”，恐怕就值得细细考究了。

且不说这“健康”不一定就能换得个好成绩，即使换得了好成绩，就能代表着将来事业的成功了吗？近几年来，一个公认的事实是：在校高分数的学生，步入社会后，往往“小时了了，大则未必”；倒是那些在校时调皮捣蛋的“后进生”，常常成为社会中的风云人物。不可否认，这样的看法中，有“拜金主义”的作祟；可是在我看来，这更像在证明：由于当前教育体制存在的一些问题，那些只追求“高分”的学生，其潜能的开发受到了巨大的限制。——如果牺牲睡眠牺牲体育活动换得的分数，竟然在社会实际中不堪一击，那将是一个怎样可怕怎样残忍的事实？可是，水头的寓言……

我常宁愿把对分数的“呆板”追求看成个人的选择，不去横加指责或强加干涉。所以，我只好寄望于学生个人的“觉醒”——面对浩浩大军，个人当然显得极其渺茫，然而，这终究“聊胜于无”；况且，不是有人说，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吗？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7-3-5

风逆耳

近日在报纸上看到一篇介绍名人家教的文章，其中推荐了傅雷先生的家教（《温州晚报》2007年1月23日10版）。看过之后，有几句话要说。

正如这篇文章所提，傅雷先生的家教理念：先“成人”、后成才，即“先为人，次为艺术家，再为音乐家，终为钢琴家”，是没有什么不妥，是值得肯定的。但是，这篇文章在提过这个抽象的家教理念之后，只略略地提了傅雷先生实际操作中的“严格”，没有更细致的描述，就以傅聪的成就——我国著名的钢琴家，来说明傅雷先生家教的恰当。这就很容易引人误会，以为傅雷先生的家教方法也是可取的。

然而，据我们所知，傅雷先生对傅聪的家教（指早期），除了理念值得肯定之外，实际的操作，却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可取之处。或许是由于傅雷先生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，不善于温情和表达自己，也习惯了“严苛”的家教方式，所以他对傅聪的教育，基本上谈不上什么技巧，只是一味的苛求和惩罚。比如练琴这件事，就是规定傅聪每天必须练多少个小时，不得有半点的松懈和小歇。一位他的生前好友就曾回忆，一次他和傅雷先生谈话时，傅雷先生不住地关注在楼下独自练琴的傅聪。一旦琴音出现任何的差错，傅雷先生就会马上走下楼去，把傅聪苛责一番。后来，当傅聪远赴国外深造之后，傅雷先生也深刻意识到自己家教方法上的错误，多次在家书中提及，深自忏悔并请求傅聪的原谅。

一种不错的家教理念，如果没有相应妥当的操作方式，其结果，可能非但不能够使孩子成才，倒可能摧残了孩子。其实傅雷式的家教方法，不用媒体的介绍，在我们的身边，就有不少家长在用，可惜的是，在“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”的心理期许之下，不但没有培养出什么音乐家或者钢琴家，反倒是制造了不少击杀亲人、自残身躯的新闻。相比之下，傅聪的成为一名出色的钢琴家，不能不叫人叹为侥幸。

当前这个社会，“名人崇拜”十分盛行，尤其在一些经济“暴发”的地区，家长的盲从性更大，常常是媒体宣传什么、大家喊什么，就跟什么。我们的媒体和作者，在介绍经验的时候，如果只知冠加名人的“噱头”来吸引眼球，却对其中的利弊和教训粗粗带过、甚至避而不谈，一旦出现恶果，也定要为自己的不负责任愧疚一生。

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是大侠的一贯作风。

可是前些日子，有人说“要革金庸的命”，因为她觉得，在和平年代，金庸的“侠之大者、为国为民”已经过时了，法治年代，更是不容得动刀动枪，而时下的的年轻人，多焦虑于自己的自我实现，所以，现在的大侠应该是关注自己的。

“个人的自我实现”，实在是一个很令人怦然心动的诱惑，难以抗拒。新一代的侠改着眼于此，也就叫人将信将疑。

这两天看报，看到不止一个人为“讨薪难”开出“欠薪定罪”的药方，不由让人大笑这些人书斋坐得久了——定罪容易，谁来执行呢？难道，这个社会，屡禁不止的白条还不够多吗？供人参观的一纸条文还不够多吗？法院的敷衍了事的判决还不够多吗？

社会的问题，根本不在于规定了什么，而在于执行了什么，在于又有多少规定了的无法执行。即使求爷爷、告奶奶，这个出脸、那个批示地弄下来一纸判决，人家有钱有势的，硬是来个置之不理，还整日大摇大摆地来来去去，作为弱势群体，又能奈何？

路有不平，势须有人拔刀相助。

所以，侠，大侠，路见不平、拔刀相助的大侠，恐怕永远是不会落伍现实。

而所谓的法治社会，不过是美丽的谎言罢了。君不见，好称如何民主、如何法制健全的美国，也依然不断地在荧幕上造出一代又一代的侠——超人，蝙蝠侠，蜘蛛侠，……

可是，有人说，要放弃这样的侠了，且说这话的，还是一位靠“玩武侠”吃饭的小说家。又说明了什么呢？

诚然，“个人的自我实现”，是非常有吸引力的，即使我，当初也不断地流口水；而比我更年轻的、正茁壮成长的一代，活在更舒适的环境中，得到更多人的聚焦，恐怕也就更难走出自我的樊篱，更焦虑于“自我实现”。

然而，一个只懂得关注自己，对他人的困苦漠不关心、不闻不问、毫不在意的人，即使个人取得了再大的成就，自我实现得再完美，也不过是个“我”，而永远不会是“侠”。况且，一个只在乎自己的人——即使也以自我实现为名义，能否达到真正的自我实现，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问题。窃以为，一个人真正的自我实现，需要和别人携手共进，才有可能达到；过分在乎个人，只会沦落为自私自利。

不论这个社会怎么发展，侠的定义要怎么变，但他必然首先会有一颗“路见不平、拔刀相助”之心；关注自我，更关注别人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2007-1-24

风逆耳

据中国教育新闻网报道（2007.1.15）：近年来，江苏省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。…… “十一五”期间，江苏省将加大力度，全面完成所有县（市、区）均有一个综合性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的任务，并逐步向农村中心镇辐射，……

建青少年（学生）校外（其实在校内也没有什么不好）活动中心，实在是一个不错的主意。早在前年，当新一轮“减负”开始，众多家长表达学生“作业少”的困惑时，我就说，该把学生这些原本花在做作业上的时间，用来让学生活动，尤其是有教育意义的活动，以增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。所以，（在加强开发一些有趣的有教育意义的活动的同时，）能给孩子们一展手脚的活动场地，实在是件很有眼光的事。

可是，我独不明白：为什么这些活动中心不能先从农村开始建呢？当然了，我不了解江苏的情况——或许江苏的农村比城市更发达，比如说有亿元村什么的，而江苏的农村学校没有遭遇到全国其他各地的窘境。在此，我只是以此为引申，且来泛论一下。

其实，“城市辐射农村”的做法，自从1947党基本控制了局面、不用再玩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游击战之后，向来就是政府办事的惯例。我想，除了考虑城市的家庭多是双职工、下班前很难照顾到孩子，和现在的城市居民基本上独门独户、邻里间喜欢“老死不相往来”的意境之外，或许还有以下几个原因。

首先，城市的基础设施普遍比农村好，有利于开展工作；而且，当工作抓出成绩抓出成效之后，要来个“样板示范”，请上级来视察或者验收，也好摆上“台面”。再者，城市人口比较集中，更能集中体现“人民急速发展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物质生产状况”的矛盾，解决了城市的问题，就更具有广泛的意义，这或许也是一些贫困县再穷也要抓示范高中的原因。最后，（本观点纯属个人臆测，仅供娱乐，）那些制定政策的官员们基本上是“携家带口”住在城市，建个活动中心在家门口，就使紧张工作之余带自己的孩子做做“情子游戏”成了可能，同时适时的轻松和享受“天伦之乐”，也有利于开展下一阶段的工作。再说，如果能够碰巧遇到其他有身份有地位有体面的人物，也就可以相互打个招呼，甚至牺牲这宝贵的休息时间谈谈工作思路聊聊操作难题，省去许多跑腿功夫，提高了办事效率。

无可否认，正是在这种工作思路的指导下，城市的学校（或者说，县（市、区）学校）得到的财政支持越来越多，校园设施建设得越来越完善和美观，福利条件越来越好，得到了越来越多优秀师资的加盟，迎来越来越多的生源，即使收再高的捐资费也“说客”盈门。相形之下的农村学校，不说其他，就是学生数，也远远不能和同类城市学校的一个年段相比（据报道，有些地区城市、农村同类学校的学生数差距是300倍）。

面对这种情况，有人站出来喊：教育要公平，教育发展要均衡。

可是，一所是富丽堂皇的、学生数是3000而后备学生无数的城市学校，一所是破旧简陋的、学生数不到一百且稍不留心就有人开溜的农村学校，要它们顺其自然地发展到均衡，即使是傻子也知道是痴人说梦。即使此时，相关部门愧疚于自己过去一直冷落了农村学校，或明或暗地不时给农村学校“塞面包”，或许也为时已晚，结局殊难预料。

谁知，现在搞起基础设施建设来，还是“逐步向农村中心城镇辐射”的老一套！

其实，对于城市学校（城市财政）来说，此时自身财力已够雄厚，捐资费渠道已够稳定，并且家长中也不乏腰缠万贯的乐善好施之人，要建活动中心，完全可以让他们自己先想想办法；即使代建了，也不过是“锦上添花”。可是对于农村来说，原本就缺可以让孩子们课后活动的地方，而近几年留守孩子们更是基本上处于“野孩子”状态，也就更需要有人给他们“雪中送炭”。

所以，最后我恳请那些权力在握的爷们——小民绝不敢拿“回家卖红薯”来“要挟”，或者举“教育发展要均衡”来罗嗦：在出台政策的时候，不只是“锦上添花”，“雪中送炭”也是政绩一件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7-1-28

“贫穷”的家长

风逆耳

一个很贫穷很贫穷的家长，整日只顾得为一家人的生计奔波，或许他就没有时间代劳为刚读一年级的孩子 “摘抄好词好句”，也不可能浪费钱去请木工师傅来加工孩子的“小制作”……（张秀玲《究竟给谁留作业》，《温州日报》2007年1月17日9版）

我觉得，如果教师（或者学校）“胡乱”布置的作业（或者比赛）——在我看来，一种作业，如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大超过了孩子的能力范围，称其为“胡乱布置”不无不可——没有人跟着瞎折腾，乃至“助纣为虐”，那么只要那教师不是太“自恋”，就迟早有一天会发现自己的不近实际。可惜的是，究竟是作业“超出了孩子的能力范围”，还是一些家长过分操心而过度介入孩子的学习生活——比如木工小制作，这个问题，还值得商榷。

因为在我看来，现在许多家长（尤其是一些经济突然发达起来地区的家长），他们的问题不是在于他们太贫穷，要为温饱耗去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，而是在于他们一时之间有相当多的空闲（这和上班时的忙碌不冲突），又由于我们还不怎么会休闲，所以多数家长把大量的时间花在“照看”子女学习上，出于我们为子女包办一切的习惯，一旦家长发现子女的学习有状况，“超出能力范围”，就会抑制不住冲动地代劳，甚至不惜花钱请人代劳。

在我眼里，其实这也是一种“贫穷”的表现——在子女教育的方法和观念上“贫穷”。如果说，“摘抄好词好句”和“木工小制作”还是比较偶尔的案例，那么在寒（暑）假时间的安排上，就更能说明我们家长的“贫穷”了。

假设现在全国已经很好地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（有些地方已经在酝酿十五年义务教育了），那么孩子的一生中，就至少有九个寒（暑）假；这么一些长期性的固定的时间，如果好好筹划、妥善安排，实在可以让孩子收获很多东西。可是，我们的大部分家长是怎么做的呢？——送培训班！（徐秀莉《寒假，让孩子作主》《温州日报》2007年1月15日8版）培训班的效果，基本上他们也明知，“不见得能学多少”，可是就因为孩子“贪玩、没人管、玩电脑如果上瘾”，于是，“就算花钱买个放心也值啊！”——一句话，见招拆招，根本没有长远打算。所以，一旦孩子身上出现什么问题，也就只能对付着解决，不可能达到教育的效果，更不可能达到“解决是为了不解决”（教是为了不教）。

所以我说，家长“贫穷”。

可是这也难怪，——如果我们问家长：你看过几本关于子女教育的书籍吗？或者问：关于你孩子的教育，你有自己的想法吗？我想，没有几个家长不会不摇头。况且，我们自小不但得不到如何教育子女的好的熏陶，却老是观察到“老子最好当”。所以，当现在“有心思”关注孩子的教育时，许多家长也不过是在想：就把孩子交给老师吧。他们最爱和老师抱怨（或者说，最觉得光荣）的一句话是：“我们家孩子就只听你们老师的。我们讲死了也没用。”

或许说，现代社会分工精细化，什么东西都要交给专业人士来做。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，家长唯一要操心的就是，给自己的孩子找一个好老师。“托养”的流行，固然是因为有些家长无暇看顾孩子，更有个重要的原因是：把孩子“托”在教师家，家长觉得，比放在自己身边更好，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，尤其是在学业上。所以，常有家长（有点光荣地）唠叨：教孩子，我是一点都不懂的。

可是，正如医生常告诫我们的那样：母乳是婴儿最好的食物，教育孩子，最佳人选其实也是家长本人。即使教师（教育专家）看起来更专业，且在知识的传授上，更是不能离开老师，可这中间，缺少了一种最重要的东西——爱。可以毫不客气地说，没有几位教师会真正用心地了解一个（注意，不是每一个）学生真正需要什么，然后设定相应的教育方案；更不可能有一位教师，主动地为一个学生规划未来。本来嘛，现代教育，就是一种流水化作业。

只是，也确实有许多家长，正如他们所说：教孩子，我是一点都不懂的；自认为好“贫穷”了。可这又有什么可怕？又有几个人是天生就会？可怕的是，许多家长却因此自我放弃，把教育、尤其是现代教育看成一门太高深的技艺，非专业人士不可掌握。所以许多家长宁愿人云亦云、跟风，“别人都去了我们的孩子不去心里就不踏实”，也不敢在教育孩子上有自己的想法。或许，有些家长确实不能在学业上指导子女。可是，光有知识就行了吗？盲目崇拜知识的恶果，高知识、高智商的邪恶者，难道还少吗？而我以为，学识上的长进，只要个人有心，是可以“自学”的。重要的是品德，是能力，是“做人”，这些才是一辈子受用的东西，才更加需要别人循循善诱、善加训练的；而这些，我想，是每个家长，（当然，他们有许多不合理的观念）都能给予自己的孩子的，也就是说，家长其实都“富”着呢。

而需要注意的，除了纠正自己不合理的观念之外，不过是教育的方法和方式。这些，看看书，听听讲座，充充电，不耍“老子天下第一”的威风，难道还学不会吗？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7-1-22

风逆耳

最近的几次通电话，发觉外甥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沙哑和雄浑，潜意识里，我只觉得这是一种极为自然的变化，就好像每个人都要吃喝拉撒一样，并没有多想……

直到在报纸上读到《坦然面对性教育》时，我才猛然发觉：外甥的变声，岂不正是步入青春期的标志？那么我，也就需要对他进行相关的教育了……在《坦然面对性教育》这篇文章中，提到家长应有的态度是“坦然严肃”。“严肃”对于我来说，想来是没有问题的——我想，即使自己偶尔的“嘻哈温情”，在外甥眼里恐怕也是“鳄鱼的眼泪”吧；可是这个“坦然”，讲起来是很简单的，但是一旦到了面对外甥的时候，必然难免有点“叫我的脸往哪搁”了。所以，对我来说，对外甥进行青春期教育，倒真是个难题。

可是，偏偏我又避无可避。

因为姐姐姐夫长年在外经商，距离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；并且，我村的他们那一代人，流行初中（甚至是小学）不毕业就出去闯荡，所以，在对外甥的教育的问题上，他们更倾向于听我的意见。当然了，虽然口里说着他们不懂，其实我心里明白，其实我也不怎么懂。虽然说：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？何况“猪肉”亲自品尝过的？可是，吃过“猪肉”和能够准确描述“猪肉”的味道，完全是两回事；况且，当年吃“猪肉”的时候，也完全是懵懵懂懂，哪会仔细留意于“猪肉”的味道呢？长大后看书，已是时过境迁，碰到这方面的内容也多不留意；即使留意了，也是粗枝大叶，现在也已是“语焉不详”了，……总之，问题一堆。——只是，幸好这一堆问题，都是容易解决的问题：只要花些时间读本关于这方面的书，就定然可以十知其九了。

真正的难题，其实是在于如何把这些说出口，因为性教育才是青春期教育的关键。虽然，面对性，这个社会已经“坦然”了许多；但对我来说，性依然是一个极为私密的话题。即使是同辈之间，也不是随便碰到个朋友就会开口讲；即使是“死党”，也不可能正儿八经地如同要合伙做生意般地讨论，而多半是用了戏谑玩笑的口吻，仿佛是在谈着天堂里的趣事。这样的我，怎么敢和外甥谈“性”呢？

可是，倘若我不讲，谁知道外甥会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到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？（据我估计，外甥就读的学校多半是不会把这方面内容当一回事的，至多，也只可能是“应付检查式”的重视。——“上头”不重视的，学校就可有可无，这正是我们教育的悲哀。）所以，这个阵地，必须由我亲自来把守，才能叫人放心。

（这里，我想起自己上初中时的情形。那时，青春期及其教育的概念，是没有听说过的。“自然科学”的课本里，倒是有关于这方面的生理知识，可是任教的老师连叫你自学的话都没说，就把课本翻过去了。我突然想，如果当时老师上了这节课，给了我们青春期的卫生生理知识，并极力鼓励同学们讨论了相关问题，那么现在的我，会否对性有不同的观念？面对外甥，我会否不会那么“羞于启齿”呢？）

（我又突然想，如果我现在“羞于启齿”，偷偷摸摸遮遮掩掩，那么我的外甥长大后，会否深受了我的影响，对他的外甥（或者说孩子）也依然是“羞于启齿”呢？）

或许，正如一位名人所说，唯一令人恐惧的，是恐惧本身。而唯一令我顾虑的，也不过是顾虑本身，只要我大胆开口讲，只要迈出第一步，和外甥之间就一定会形成一个良好的信任互动机制。可是，问题正是，这第一步怎么迈呢？怎么才能让一个“害羞”的人“坦然”？怎么才能安然躲过尴尬的“冷箭”？怎么才能逃离说教的“陷阱”？怎么才能得到一个良好的开局，才能释放出尽量多的和善信任信息，才能是一种“有问题来找我”的姿态？

这，实在是个难题。

目前我着手做的是，买一本关于青春期的书，当做新年礼物送给外甥。而真正的开口，我想，还是等待一个契机——生活需要契机。

注：媒体材料见2007.1.11《温州日报》10版。

2007.1.15

最近，有两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吧，一是“文艺复兴”，二是“抵制圣诞（洋节）”。“文艺复兴”，已是一两个星期前的事了，在这个速食的时代，就算是旧闻了，且不说；就只谈谈“十博士”发起的“抵制圣诞”吧：

圣诞节的背后，是西方文化；圣诞等“洋节”泛滥的背后，就是西方文化的入侵；于是，“过不过圣诞节”就成了“挺不挺”中国民族文化的问题了。

这层层递进，似乎是很有逻辑、很有道理的；况且，国人基本上有“爱国强迫症”，一听“入侵”，一想“民族文化危急存亡”，自然就是热血沸腾，要保卫我们的亲爱祖国母亲了。于是，“十博士”也就很受关注了。

可是，过一个节日，真的有那么可怕的后果吗？照我看来，不过是个节日罢了。中国传统的节日，太一本正经，不管什么节日，都多半要扯上怀念先人，而且必须不苟言笑地“怀念”，比如摆上几盘菜恭请祖先享用一下，比如跪拜叩头，实在是压抑。现在引入一个和蔼可亲地白胡子老头，多一些欢笑，学一点狂欢精神，不是正好调剂互补吗？可惜，或许有些人因了我们几千年来都是板着脸的，所以现在要笑，就是不正常，就是让人家“入侵”了。

当然，我的这些浅见，博士们要是见到了，定然要斥为幼稚和荒谬的。因为，（似乎事实是）“耶诞节”过久了，会假戏真做，真的成为“耶教徒”；像时下的中国，就几乎是一个“耶教国家”了。

可是，我不明白的是，“耶教”又怎么了？西方文化又怎么了？就退一万步来讲，就照着这些博士们的逻辑来讲，真的有一天西方文化入侵成功了，我们中国成了“耶教中国”了，国人都成了“耶教徒”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中华民族就没了吗？中国就没了吗？中国人的集体利益就没了吗？我们国人就会乖乖地趴在地上人美国人踩了吗？或许要说，传统文化没了；可是传统文化的好坏谁来判定？传统文化都对我们个人做了什么？裹脚也是传统文化啊。

在我看来，如果耶稣真的有那么大的能耐，能把所有国人收去成为自己放牧的羔羊？那么唯一要说的，就是感谢和赞叹上帝的伟大，拯救了我们这群没信仰的人，给了中华民族信仰。

但，话还是说回来吧。我们来想一下，不管是“洋节”还是“国节”，它们的出现的原意是什么呢？除了我前文所说的“怀念先人”之外，还有其他吗？我那农民父亲说过：

“平时过得太穷苦了，所以要过节，好好买些菜，吃上一顿。”

这朴素的说法，或许许多人看了要发笑，但我却以为这其中含了至理。即使是“怀念先人”，也只是想告诉先人——你的后代现在过得还不赖。我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其实平时也并不“穷苦”，所以过节意识日渐淡忘。而“怀念先人”，会怀念的，自然不用等到过节；不会怀念的，你以为过节就能让他们怀念？

所以我想，不管是什么节，只要有益于个人，只要能让人觉得愉快，只要能让人欢笑——或者说，三个“有利于”吧——传统的也好，舶来的也罢，人们都可以过一过。我们该关注的，不是节日，不是死板的文化，而是鲜活的个人。

可是，却拿出博士的头衔，一副惶惶然的样子，……或许我该恶意地揣测一下：耳边不断有人喊“中国人的世纪”，那么民族复兴必然在望，那么民族文化会是不错的噱头，那么“文艺复兴”会是不错的噱头，……所以，申请立项一定要趁早。

可是，随随便便拿出或博士或学者的头衔，以或民族（文化）或国家的名义说事，恐怕也太丢了（高级）知识分子的脸了。

如果真的想为中华民族做点事，就好好珍惜自己或博士或学者的头衔，珍惜自己的话语权，不妨把眼光放得近些，先看看自己是否已经过得如《宪法》说得那么体面；看看周围的农民工，看他们是否过得还像个“人”。（当然，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才叫做“人”的生活，那不怪你。）

中华民族的复兴，不需要口号式的“文艺复兴”，更不需要运动式的“抵制洋节”，需要的只是每个人过上“人”的生活，需要的只是每个人关注并帮助旁人也同自己一样，过上“人”的生活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06.12.25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风逆耳

教师拖堂，习以为常。

似乎没有一位教师，没有拖过堂；似乎也没有一位总是拖堂的教师，会得到学生的喜欢。可是，为什么明知道拖堂会不受学生喜欢，也牺牲了自己个人的休息时间，教师却总是忍不住要拖堂呢？说起来原因是多种多样的，比如“讲到兴头上”，比如，为了课堂教学的完整性，……

在这个讲究生权的时代，在这个喜欢鼓吹“以学生为中心”的时代，教师的拖堂和学生的迟到同等看待，学校是该想些办法来治治那些总是喜欢拖堂的教师，比如，广东佛山南海等地的“拖堂超三分钟以教学事故论处”，比如，上海某中学的“教师拖堂，班长有权喊下课”。

“拖堂超三分钟以教学事故论处”，初看起来，似乎威风八面，雷厉风行；可是明眼的人，一看就知其中的操作难度，简直比登天还难，因为拖堂的教师，基本上都是比较有责任心的——当然，有人说，如果教师真的有责任心，应该多花时间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技能，而不是老是拖堂、得个“铁拖”的名头；可是，总不能因此否定了这位教师的责任心。试问，有几所学校愿意为拖堂这样的“鸡毛小事”，拿教师的责任心开刀呢？当然，当出了严重的教学事故时，除外。

所以，可以毫不客气地说，这样的规定是很明显的“拍脑门”规定；不过这也正是我们教育界的特色，总是用一种更糟糕的东西来否定一种可能会糟糕的东西；只是这是题外话，不说。

再说“教师拖堂，班长有权喊下课”这条：把权力交给学生，在我看来，这倒是值得一试的办法。因为，课堂本就属于教师和学生，所以发生在课堂的事，只要没有超出法律的范围，本来应该请学生和教师来商谈；教师拖堂，就像“一个打、一个挨”，问的是双方愿不愿意。教师能不能拖堂，可以拖多久，除了教师情愿，还得看学生的意愿。

如果学生愿意，那谁也没办法，也不关其他任何人的事。我在一篇教授（或许是副教授）的“博文”中就读到，他上课从来是学生要求拖堂，非要搞得他明星演出般，再三谢幕不可，就是非常好的例证。可是，如果学生不愿意，那么他们就完全可以丢下不管是在“兴头上”、还是为了“维护教学完整性”的教师，扬长而去。我的时间我作主，是潇洒的事，也很正当。

或许有些人会担心，万一被学生“喊下课”的，正是我前文提及的“有责任心的教师”；刺激直接来自学生，岂不是更不利于教师的积极性？可是，在我看来，学生不会是木头，完全可以分得清哪位教师是对自己好，哪位教师对自己不好；需要委婉的时候，绝对懂得“扣手”。

况且，一位“好”教师，那么他不会去记仇于学生的“无礼”，却会思考如何才能不拖堂，如果万一拖堂，要如何“拖”才能艺术，才能得到学生的支持。那样，教师的教学技能岂会不提高？师生关系岂会不民主？

当然，有些教师只是自以为很负责，却得来被学生“下课”的下场。那么我想，这样的教师，正该好好思考，为什么自己的“责任心”却成了学生眼中的“恶意”？如果教师的责任心，在学生的眼中是“恶意”的，那么我想，恐怕这种责任心越强烈，对学生的成长越有害处；甚至这种责任心有挂羊头买狗肉的嫌疑。如果真的是心系学生，那么不妨好好想些办法，把自己的责任心用学生能够接受的方式表达；这，也正是当前教育界的时髦。

然而，这么好的措施，在新浪网看这条报道的时候，我却发现有夭折的可能，——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，因为我们社会向来不缺好的措施，却从来难以得到落实。——因为我看到：学生不大敢行使自己的这项权力。

“……我不敢说。”有位班长，就直接这么说。而这背后，是一大堆关于“委婉”点的呼吁，而个别专家也说，这样的规定，只不过是想给教师提个醒——该按时下课，“并不鼓励学校出现很多学生打断老师讲课、宣布下课的局面”。在我看来，这几乎是说，学生最好不要行使这样的权力，（教师自觉）。既然是这个样子，那么这项规定还有什么意义呢？

一项刚出炉的规定，还没开始实施，就先放出一只只的拦路虎，那么，那些本来就心存顾虑的学生，又怎么敢喊自己的教师“下课”呢？——教师，除非他面对的学生（家长）想“对付”他，那么在学生面前，基本上还是“威风八面”的。当然，这不怪教师像条“变色龙”那样；其实我们的周围，有几个人又不是遇“软”是大爷、碰“硬”成孙子呢？当然，这又是题外话，不说。

如果学生从一开始就不能很好地行使权利，（或者说得悦耳点，学生“很谨慎很谨慎”地行使这项权利，）那么，即使偶尔有学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请教师下课，在别人的眼中，他定然也会是只“过街老鼠”。那么，这项权利岂不是形同虚设，岂不又是一件供联合国人权组织参观的展览品？正如我们许多其他的权利一样！

所以，与那些呼吁“谨慎”的专家不同的是，我想开出一剂猛药：大力鼓励学生行使这项权利，抓几个典型全校表扬；甚至不惜鼓励学生“捣乱式”地行使这项权利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，过一段时间之后，才有可能每位学生都很明白自己拥有这样的权利，也才有可能让教师明白学生拥有让自己下课的权利；也才有可能让教师逐渐意识到被学生下课，其实益处良多，教师才会真心地尊重学生行使这项权利。

或许会有人担心：这样做，教学秩序不会乱了套吗？如果总有学生恶意捣乱怎么办？对于这样的担心，我只想说：学生决不是傻子。（当然，现实中，似乎真的有学生恶意捣乱的情况——尽管在教育家们的理论中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，没有“教不会的学生”嘛。那么，这样的情况，也正好请那些自以为是神的人来解决。我承认我几乎是无能无力。）

但在最后，依然还有个问题：报道中说，班长才有权“喊教师下课”。那么，万一班长和其他学生意见不一，又该如何呢？本来我心中有“少数服从多数”的定见。可是，我却不断发现，所谓的“少数服从多数”，常常不过是践踏人权、极权政治的遮羞布。所以，我想，这项措施不妨更改为：下课后，任何学生都有不再听课的权力，就是说，一下课学生就有自管自出去的自由。但是，为了尊重集体起见，可以旁加一条“不故意影响其他同学上课”的补充。这样，比起只让某位班长来喊下课，总显得“委婉”些，至少对班长来说，定是如此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6-12-30

风逆耳

学生来去学校，是否需要接送？

这个问题，对于幼儿园和小学来说，是容易回答的，因为十部门联合颁发的《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》中，明确规定：小学，幼儿园应当建立低年级学生，幼儿上下学时接送的交接制度。

可是，对于初中来说，就有点棘手了，因为孩子比较大了嘛，接送起来有点不像样了。然而，据我所知，原来初中也是可以实行“交接制度”的，并且实行得一点都不比幼儿园差。这得从我外甥说起

外甥自四年级转回本地读书，就一直跨镇求学，每学期总有许多次，从县的这头跑到那头。从五年级下学期开始，我开始有意识地让他自己一个人从“这头跑到那头”，即使他是有些晕车的。于是，到了小学毕业，他已经能很轻松地一个人“从这头跑到那头”了。所以，当他进入初中后，第一次放月假，给我打电话时，我毫不犹豫地说，那你自己回来吧。

可是过一会，他又打电话来说：不行，没有家长，学校不让出校门。于是，我跟他班主任打招呼，但她根本不管我外甥已有的经验和能力，说：学校规定，一定要家长接送。就这样，我的外甥“退回”需人接送的“幼儿园，或者小学低年级”的年龄了。

这里，我得先介绍下我外甥所就读的学校。这是县里一所办学质量非常不错的私立学校，敢说它的办学质量不错，是因为它的“考试质量”是顶呱呱的——今年中考的“县一中率”全县初中最高，比排名第二的高了好几个百分点。但是，当初我是反对他进这所学校的，因为我怕私立学校为了生存，一心抓教学质量（或者通俗点，考试质量吧），而忽略了其他；可惜的是，我也没料到“必须要家长接送”这种事。

不让学生独自回家，一定要家长接送，学校当然是出于保障学生人身安全的考虑了。这么做，对学校来说，当然是很安全的，因为所有的问题，比如擅自不及时归家，比如出现交通意外，等等，都迎刃而解了；况且，即使还有问题，那也是家长的了。可是，对于学生来讲呢，够安全吗？当然了，有家长的带领，生命暂时是比较安全的。可是，此外呢？比如，独立回家的机会，比如，独立回家的能力？——初中毕业之时，竟然还没有独自回过家（学校就在同一个县，而且基本上交通方便），甚至说，还没有独立回家的能力，这对于他们必然要走上社会的将来，我想，是不够安全的 。

所以，在我看来，学校这貌似为“学生人身安全”负责任的做法，其实是全不负责，顾的只是学校的一己安全。

学生的安全事故频繁发生，相关部门三令五申，乃至做出了“学生出现事故，校长等连带负责”的规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学校重视学生的人身安全，是无可厚非的；而重视生源、甚至不惜标榜出“学生就是上帝”的私立学校，在这方面抓得更紧些，也似乎情有可原。可是，在安全的名义下，就把学生种种应该得到培养的能力，比如独自回家，比如野外生存，都剥夺了，而且显然这不是个别学校的行为，那么当前学校的教育目，可见一斑了；而这样的学校，非但没受到家长的非议，反而对之趋之若骛，家长心目中的“成才观”，也可见一斑。

而我以为，家长应当负起更大的责任，因为不管是相关部门的规定，还是学校的当前所为，都是为了迎合家长。试想，一旦学生出现了事情，有几个家长愿意先找找自己孩子的原因，或者先找找客观的原因呢？不过是一副或真或假陷在悲痛里的样子，尽量找替罪羊，尽力去找学校的麻烦罢了。而他们的理由不外是：我把孩子交给你学校，你学校当然要负责了。

诚然，把孩子交给学校，学校就该负责；可是，他们是否想过，其实孩子也是把自己交给他们，他们也不过是暂时代为孩子负责？

而他们，是否为孩子很好的负责了呢？是否从孩子的将来发展出发，为孩子负责了呢？这样的问题，当然是几乎每位家长都要拍着胸膛，说，我当然是为孩子考虑了。可是，把孩子像温室里地花朵一样保护着，就算尽责了吗？是否想过，孩子其实在要求着，随着年龄地递增，自己的能力也好得到相应的培养和发展？比如说，初中了，应该让孩子学会在短距离内独自回家了。

所以，在我看来，许许多多的家长，也是在貌似负责之下，却做着对孩子的将来最不负责的事。

生命是可贵的，是该尽量保证孩子的安全。可是，如果就因为这个原因，在安全的名义下，家长和学校双重或无意或故意地失职，剥夺了许多孩子应该得到的乐趣和机会，放弃了对孩子地许多能力地培养；那么，等到孩子懂事的一天，他会厌恶这种安全。

曾经有首激动人心地诗，这样写道：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我但愿将来的某一天，当这群孩子开始能够为自我负责的时候，不需要悲怆地吟道：若为“独归”故，生命诚可抛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6.12.8

风逆耳

电视剧<少年包青天之天芒传奇>中，将剧终的时候，包拯做了件异想天开的事：在太庙，借着太祖黄袍，手按“大宋律例”，把当时的皇帝给审了。那情景，实在令人神往，然而谁都知道，这不过是编剧的一个梦罢了；因为，别说在“刑不上大夫”的那时，即使是呼吁法治的现在，恐怕也没有这样的法律氛围。

最近，安徽芜湖有一件事——“特权班”，闹得沸沸扬扬。该市在“推动义务教育阶段的均衡教育改革”时，“为了杜绝小升初阶段的择校现象，市领导釜底抽薪，三个月内取消了三所重点初中的初一招生资格，严格就近入学原则。如此两年之后，它们将自然消亡。”（<旋涡里的初一“特权班”><南方周末>2006.11.9）手段似乎行政化了些，但是在我们这关系盘根错节的国家，或许不失为一种做事的办法。

然而，改革，尤其是雷厉风行的改革，是要触动很多人的利益的。这其中，就有安徽师范大学的一些教师，因为取消的三所重点初中之一——萃文，是安师大的附属初中；而作为安师大的教师，一项很重要的“权益”就是，可以享受由师大提供的“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整齐的教育体系”。（而且都是优质的吧，我想。）这也是一些安师大教师为什么选择安师大安家，而不是选择东南大学或者浙江大学等更好的高校的原因。

可是现在，因为市政府的一个措施，这“体系”断层了，孩子们的初中不能在师大附属的初中上了，而是要同普通孩子一起，到邻近的公办初中上了。而那些是些什么样的初中啊？连校门口的商业街都脏乱差啊！

当然了，要反抗的！只是这些教师颇用了些办法后，都没能实质性撼动市政府的决定。无奈之下，他们使了险招：把自己的孩子集中起来，编成一个班，请那些现在在中学任教以前是自己学生的教师，在安师大中上起课来了，——这就是所谓的“特权班”了，所谓的“特权班”事件了。

<南方周末>在报道此事时，提到了上海的“孟母堂”事件，似乎有些类比的意味。在我看来，“特权班”和“孟母堂”是有着本质不同的。“孟母堂”，是一些家长对现行的教育体制不认同，自己出教育资金，自己出教育场地，用他们的话说，是“教育联盟”；而“特权班”的学生，或许也是自己的家长出钱供的，但他们明明是初中，却能跑到大学里上课，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有在大学当教师的父母。换句话说，“孟母堂”完全是家长自力更生的结果，至少在一点上，是合法的；而“特权班”……或许在某种意义上，也是家长在“自力更生”，可是这“自力更生”不够彻底，让人看到了“以权谋私”的影子。

不必那么迟疑，完全可以肯定地说，“特权班”就是在以权谋私，于是至少在这一点上，是不合法的。

认识到了这一点，我想，“特权班”有没有权利存在下去，已经完全没有讨论的必要了。可是，在被曝光了之后，这“特权班”竟然还存在下去，……我无话可说。

可是我知道，安师大的那些教师，还是有很多话说的，比如，说我是“红眼病”。这我是承认的，对于“以权谋私”，我向来是有“红眼病”的，其实，又岂止是“红眼病”呢？我还要在这个“以权谋私”成为落水狗的时候，痛打一番。虽然不是英雄作为，但我一点都不痛惜，令我痛惜的倒是，（如果报道没有失真的话），这三个字竟是出自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之口。

我更加可惜的是，根据报道，有一位教师在质问市政府（应该是关于“能不能恢复重点初中”）后，曾说“我要和你们打官司去”，却没了下文。因为，无须讳言的是，现在我们的政府大家长的色彩还很浓，做起事情来不免“刚愎自用”，说不定不经意间就侵害了公民的权益；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有很多法律来规范政府行为的；如果芜湖市这次确实违反了法律的话，应该把它送上法庭，请“包拯”来开庭。可是，结果却是，一个“特权班”！

这证明了，在呼吁法治的现在，我们公民依然停留在“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”的层面，既然没有名正言顺的“优质”附中可以享受了，那么我就来个“特权班”，享受“优质班”教育；那么再怎么改革，也就不关我的事；至于其他的人，比如那些曾经共同享受“优质教育资源”的人，出路如何，又关我什么事呢？至于那些本来就无法享受公平教育的人，就更不关我的事！

这就是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！当然，知识分子也是人，不能是“圣人”，也有七情六欲，也有利害权衡，我不应该这样苛求。可是，作为知识分子，能不能有其他呢？

这些题外话，就不说了吧。

报道最后说，这“特权班”已被市政府在两周前“下令不许办了”，可是，在两个星期后的报道时，显然一直还是在办着。看来，这“特权班”能否存在，或者说，要以怎样的形式存在，市政府和那些师大教师还要好一段时间博弈呢。你来他往，忙得不亦乐乎！就留下我这小百姓，拭拭目，且看这“特权班”究竟如何收场？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6.11.26

风逆耳

或许教室变新了，学生却越来越少；或许硬件设施改善了，教师这最重要“软件”却日益恶劣；……农村的学校，目前难逃这样的宿命。

而那些在这样教育环境下的农村孩子，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环境影响下，小小年纪，喝酒、抽烟、打架、拉帮结派，没有几个在“熬”完初中后，还想在学校中“混”下去。身无长技的他们，要么跟着家人去打工，要么就是终日无所事事在村子里游荡，或者是跟了父母到城市中闲荡；……前两天看了关于“韩城”爆炸案的电视节目，更是后怕。（注：惊动中央陕西韩城爆炸案，主谋竟是一个16岁的“带刀少年”，四案犯都是初中未毕业的失学少年。）

村里有钱的同龄人，则纷纷到城里镇里读书，似乎情况稍好，但是他们所造成的负担又是怎样的呢？要说这个问题，我想，还是列些数据吧。小学，寄读费一万多，每学期或住校或跟老师的费用五六千，也就是说，读完小学，他们要花费七八万；初中，寄读费也是一万多，一个学期的花费也至少在五六千左右，也就是说，读完初中，他们要花费近五万；这还只是一般情况下的花费，还不算幼儿园，也不算高中、大学，只是读完九年义务制，就要家里的十几万块了。这笔钱，如果要按农村家庭的人均收入来算，是多少年呢？……算了，不去算，只是听说，浙江要搞15年义务教育了。

可是，另一方面，花了这么多钱读上去的大学生，就业情况如何呢？花了更多钱更多时间的研究生，就业形势又如何呢？就是就了业，月薪又能够多少呢？是三千五千，还是一千两千？一年吃用之后，还余多少钱？这余钱，要多少年，才能收回他们身上的读书投资？——难怪，“读书无用论”又开始泛滥。

可是，这种情况的同时，大学生回炉技校的新闻，时有耳闻；“珠三角”等发达地区极度缺乏熟练技术工人、闹“民工荒”的新闻，时有耳闻；高级技工，即所谓“灰领”工人的月薪几千乃至上万而不可求的新闻，时有耳闻。

于是，我就想空谈，办一所立足农村、以“技艺立人”的农村特色校。

虽然当前，自称“打工的”已经成为自嘲的一种方式；说起“灰领”，也总还是让人感觉不到“白领”的体面；提到民工，更是让人心生鄙夷，甚于洪水猛兽；虽然，一心“技艺立人”，难免有失偏颇，可能湮没了许多“高考人才”的耀眼光芒；只以“技术工人”的目标培养人，也未免“胸无大志”，为人诟病；……可是，为了个别“高考人才”，而贻害了所有的农村孩子，也不免是种罪过；该让农村的孩子，认清楚自己的现实，要明白即使现在自己像王子、公主般地被宠着，也多半是父母“打肿脸充胖子”的溺爱，将来的生活，绝对没有城里的同龄人那么平坦和惬意；还是实在点，给出门的孩子一门技艺，至少能讨口饭吃，总比“眼高手低”来得强。

然而，光以“技艺立人”，肯定太过片面，必然要结出恶果的，或许要如现在“以成绩立人”那样，衍生出了一堆目无尊长、心理脆弱的娇弱花朵那样，“以技艺立人”，多半就会有“以人为物”、残忍冷酷的副作用；其结果，就如西方的工业革命，技术过了头，就不懂得尊重生命，糟蹋了大自然。

所以，“技艺”之外，还得教学一些其他。比如，“仁义礼智信”，比如“自由、民主、平等、博爱”，比如，讲解一部宪法。但是，也不需要学生成为什么家什么“人文学者”那么高的要求，只要他们能够做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就足够了。

想到这里，我突然觉得，这批生来不盯着学历，更偏重于首先要养活自己的实用实干派，兼具了东西方的美德之后，他们的前程，必然不会只是“工人”那么简单，他们必然能够用自己的理想和信念，大大推动社会的改变，……

哈，想得太美！竟然忘了，农村的家长，正是“万般借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的最顽固的卫道士，所以他们即使倾家荡产，也要让孩子读书，也还相信只要孩子读了书，就能够“坐办公室”、就能够“当官”，就能够光宗耀祖，所谓的“读书无用论”，不过是他们的“酸葡萄”；……他们，又怎可能甘愿送自己的孩子到一所一心培养他们孩子成为“打工者”学校？

看来，不过是妄想；幸好，也只是空谈。

人各有志,这是大家都知道的；但是“人各有路”,恐怕就没有多少人支持了。这是我们的痛苦，“人各有志”之下，竟然不能“人各有路”。

比如，读书的，不管本人拥有什么样的志向和爱好，但是周围的人，基本上只用了一种标准来度量：成绩是否够好？所谓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，我们似乎没有想过，一个活生生的人，除了读书之外，实在还是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可以去喜欢、去钻研、去做出成绩。

这是我们的迷信：以为好成绩就是万能的了。所以，已有多少人，为取得这好成绩而消磨去了一生的灵性，我们不管；所以，已有多少人，挤死在了独木桥上，我们不管；所以，已有多少大学生，一毕业就得马上回炉技校，我们不管；所以，已有多少研究生，毕业一看，就业前景并不比当初本科毕业时亮堂，我们不管。——似乎，也的确，真正好成绩的人，是不会卡在这些问题上的。于是，我们的迷信继续。

幸好，现在，这迷信的坚冰开始破裂了。眼下就有一个显著的例子，主人公是温州女孩何穗。

作为温州五十一中的一名普通学生，何穗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；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，她拥有自己的梦想：当一名模特。开明的父母，不忍心一棍打死，把她的梦想扼杀于摇篮，所以准许她“玩一玩”。他们没料到的是，这一玩，竟让何穗“玩”出了个“全国模特之星”的总冠军，为自己的模特生涯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。

何穗的幸运，不但在于拥有开明的父母，更在于她竟能如此迅速地得到命运的垂青——两个月！

我知道，有许多父母，其实并不像我所夸张的那么狠心与残忍，对子女的感受和需求完全不屑一顾。他们也希望子女开心快乐，能够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中，实现个人的人生追求与自我价值。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们渐渐失去所有的耐心，没有好成绩的孩子越看越像“玩物丧志”，将来在社会上定然要吃闭门羹的了。所以，他们再不能让孩子沉迷“胡为”，把时间精力浪费在“副业”上，一心只督促他们专心于学习；即使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，孩子越来越不快乐。

可是，是否想过呢？当一个社会，温饱问题已经渐渐不再成为问题的时候（相信有很多人同意我的说法），一个人最期望得到的是什么呢？当然是与自己喜欢的事物朝夕相伴，在其中慢慢实现自己的理想与追求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如果那样，即使是在最危险和辛劳的行业，也能体味到工作的乐趣。给我印象深刻的是，在一个名为《全球十大危险行业》的节目中，一个钢架工人说，当我仰视高楼时，想起亲手把它搭建，心中充满了由衷的自豪。

与之相比，一份用牺牲灵性的好成绩终于换来的好工作，虽然可能表面光鲜，却不为自己喜欢，结果是整天在单调乏味中行尸走肉般地上班下班，哪个更能吸引人呢？

况且，行行出状元，不一定高考的“状元”才是最令人艳羡的。比如何穗，现在所得到的桂冠，其耀眼的程度，难道就亚于所谓的“高考状元”了吗？而“高考状元”，对于何穗来说，恐怕是永远不敢有的梦想。（从我掌握的资料来看，何穗应该并不是一个学习成绩很突出的学生。）

在这个评价越来越多元的社会，作为父母，如果在可能牺牲孩子的所有兴趣爱好乃至人生快乐幸福的时候，还是那么死心眼，执拗地要求孩子不惜一切得取个好成绩，那真是愚不可及的事。

相信“人各有志”，那么请让“人各有志”之下，“人各有路”；相信“人各有路”，那么“人各有路”之后，必然“人各有成”；因为上天从来会奖励坚持的人。

风逆耳

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 这首王维的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，脍炙人口，流传千古，相信很多人对之熟悉。诗中说的，正是古人在九月九重阳节会做的一些雅事。

不几天，就是农历九月九了，学校布置各班出期以“重阳节”为主题的黑板报。一位班主任一边抱怨任务太繁重，一边说：“……要出黑板报，基本上是一些重大的节日，比如国庆节什么的……”

言下之意很明显：重阳节乃区区“小节”，不比国庆、五一这样的“大节”，没必要出黑板报。

重阳会否是“小节”呢？且让我来堆砌点知识，讲讲重阳节的历史和由来。

重阳节，又称为“重九节”，是一个人们用来纪念先人和扫墓的节日。“重阳”二字源于屈原的《远游》：“集重阳入帝宫兮，造旬始而观清都”。相传，于西汉时期，就已经有人开始过重阳节；到了唐代，重阳节正式被定为一个民间的节日。这时，重阳节的节日活动已经丰富多彩，如登高、赏菊、喝菊花酒、吃重阳糕、插茱萸等。豪迈浪漫的诗人，更是活动的主角，留下了许多美丽的诗篇，其中的代表，就是本文开篇所引的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。可见，重阳节非但历史久远，更是早在唐代时期，就已经盛况非凡。

重阳节活动之一的登高，最为有名，有登高辟邪的寓意；也正是这活动，让重阳节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痕。遥想当年读小学、初中的时候，三月三踏春，九月九登高，是每个学期里最值得让人盼望的事。一面是可以和同学集体出游、集体活动，一面则是有机会行走于原野大山，与大自然更亲近。有了它们，读书生活就变得有趣了许多。而现在，学校出于种种因素（主要恐怕是安全原因），已基本上不再组织学生春、秋游了。说起来，这实在有些因噎废食，令人惋惜。

可是这样的“重阳”，在一些教师的眼里，连“出黑板报”的资格都已经没了。当然，我也不能去怪这些老师，因为事实是，在我们传统的几个重大节日当中，春节、元宵、清明，还有端午、七夕、中秋，以及似乎还遥远的冬至和眼下即将到来的重阳，确实已经没有几个，能够逃得了沦落为“小节”的命运了。

比如，即使是貌似气势非凡的中秋，在前些日子出黑板报的时候，因为日期和国庆节的几乎撞车，我也只好选择了国庆。

当然，说起传统节日的衰微，不能不提去年我国在中韩端午节“申遗”之争中的败北。源于纪念伟大诗人屈原，已经在我国传承2500多年的端午节，在申请为“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”的时候，却输给了韩国的才1000多年历史的“江陵端午祭”。这当然不是因为联合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不识货，而是因为人家韩国的“端午祭”比我们保存和保护得更好、传承得更好。

“申遗”的失败，自是大伤了我们国人的自尊心，一时之间，怒骂的、喊着“申遗”的……声音不绝于耳，让人以为，从此我们要奋发图强，要复兴我们的传统节日了。而今年端午的时候，好多个地方，都举行了“端午祭”，又是着汉服，又是颂祭文，又是投粽子，又是赛龙舟，一时之间，我们的端午节也似乎真的盛况复前，普天同庆、举国同欢了；也似乎可以叫板韩国了，让人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端午节了。于是，更让人觉得，这传统节日的复兴，指日可待了。传统节日的背后，是内涵丰富、活生生的传统文化；通过传统节日的复兴，使得传统文化复苏，实在是条令人兴奋和期待的路子。

    转眼之间，端午过了，重阳到了。上网看看，除了条“重阳节世界华人华侨将前往湖南炎陵县炎帝陵祭祖”这条消息，其他的再无动静；加上又听到了“重阳节不值得出黑板报”的抱怨，我突然觉得，端午那一阵的热闹，不过是些虚张

声势和做作罢了，和复兴传统节日，全无关系。

    可是，这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。毕竟，人家和我们争的是“端午”，让我们败北的、“受了耻辱”的，也是“端午”，那我们好好诊视端午就行了。至于重阳，还没人和我们争，也就可以暂且先放一放；等到人家“打到头”的时候，再拿出来闹一闹也不迟。再者，我们的家底还丰厚得很，至少还有春节，即使没有了春节这些，也还有七月十五鬼节、二月二龙抬头节等，等等。

只是我害怕的是，像我这一代，还迷恋于登高的乐趣，所以可能仅仅因为别人的一句抱怨话就耿耿于怀，而大大牢骚一番；但是下一代，如果因为我们的宣传没做好而离弃了祖宗的遗产，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毫无所知，找不到自己的根，那情形将会是如何？……不是听说，已经有人不知道端午节只知道“粽子节”了吗？而我的学生，跑来说：

“老师，重阳节我都没有出过（黑板报）啊。……老人节，有什么好出的！”（1989年，国家规定九月九为老人节。）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6.10.22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6.10.11

http://www.wzrb.com.cn/ 　 2006年07月28日 07:07

一个高得诡异的托福成绩，一笔让人艳羡的奖学金，一所美国的大学，于是令“永嘉小子”周游列国一举成名，也令周父的家教方法一举成名，于是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……这些热切的父母应该得到体谅——可怜天下父母心。

　　我到周游列国的个人博客（MSN上的一个空间，应该是周游列国的博客）走了一下。他在其中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及了被人怀疑名字的事，语气颇为嬉笑怒骂；其他文章，也写得个性张扬；这么一个有性格的人，给自己取了一个这么独特的名字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　　我突然有了个诡异的问题：

　　假如，周游列国没有考出643的托福成绩，没有被一所美国大学录取，更没有获得20万美元的奖学金；不过，他还是他，其他的一切不变，就是说，除了上不了美国大学之外，其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没变。这个时候，作为一名家长，你还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他吗，或者说，成为另外一个他？

　　那名愿出200万元的老板，或者可以做个代表来回答。当他仅仅是我们身边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上下公交车、进出写字楼的时候，你可能和他擦肩而过，唯一能引起你关注的，是他的特立独行或者说有点愤世嫉俗（这一点，看他博客）的个性，且这种个性往往是在他顶撞你、甚至让你难堪的时候你才发觉，你要这样的儿子吗？

　　也就是说，当你发觉你的儿子有个性有才华，就像周游列国那样，但是他似乎永远不可能像周游列国那样被一所美国的大学录取，乃至被中国名校录取也成为奢望的时候，你还会对他抱有希望吗？

　　哈，这真是个刁钻刻薄的问题，不作答也罢。

　　当然，可能有人会问我：同是有个性有才华的两个人，为什么周游列国“出去”了，我的孩子却不行？这倒是个深奥的问题，非我所能回答，只好建议你去问你的膝盖骨。

　　顺便，我也问一下那些跟着“高考状元”的家长，你们想复制的，是“状元”的名或光环，还是他们身上的“实”？

　　如果是名，关乎机遇和运气，无可复制；如果是“实”，人各不同，更是无可复制；不如打道回府！如果想让自己的孩子像周游列国，不如先让他们学会自己吃饭，自己穿衣，乃至自己洗衣服，先学会尊重他们的个性和兴趣……那么，即使他们无法像周游列国那样考上一个美国大学，光彩夺目；他们也终究有一天会读好社会的“大学”，在自己的生活中，光彩夺目。

　　买椟还珠，叶公好龙，古来皆然，不说也罢。

——从200万“复制”成功儿子中想到

风逆耳

一个高得诡异的托福成绩，一笔让人艳羡的奖学金，一所美国的大学，于是令“永嘉小子”周游列国一举成名，也令周父的家教方法一举成名，于是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……这些热切的父母应该得到体谅——可怜天下父母心。

初见“周游列国”这个名字，我很诧异：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名字呢？印象里，百家姓中是没有复姓“周游”的啊，所以我以为是媒体打错了字。后来上网搜索一下，才知道一点错也没有：就是有人不在乎人们的取名习惯，给自己取了一个这样怪异的名字。

接着，我又到周游列国的个人博客（MSN上的一个空间，应该是周游列国的博客）走了一下。他在其中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及了被人怀疑名字的事，语气颇为嬉笑怒骂；其他的文章，也写得个性张扬；这么一个真正有性格的人，给自己取了一个这么独特的名字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同时，我开始真正佩服他，因为我一直固执地以为，在善于考试的中国考生当中，考出一个好的托福成绩，并不一定就代表了什么，就好象我们国家学生经常在国际奥数赛中得金牌，却也似乎并没有成长出几个数学家。

这时，想起有人期望以200万“复制”周游列国的新闻，我突然有了个诡异的问题：

假如，周游列国并没有考出643的托福成绩，并没有被一所美国大学录取，更没有获得20万美元的奖学金；不过，他还是他，他的一切不变……就是，除了他上不了美国大学之外，其他他拥有的一切都没变；这个时候，作为一个家长，你会否还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他呢，或者说，成为另外一个他？

那位愿出200万的老板，或者可以做个代表来回答。但你的仅仅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你上下公交车、进出写字楼的时候，都很有可能和他擦肩而过，他只是茫茫人海中的毫不起眼的一滴水；唯一能够引起你关注的，是他的特立独行或者说有点愤世嫉俗（这一点，看他博客）的个性，且这种个性往往是在他顶撞你、甚至让你难堪的时候你才发觉；你要这样的儿子吗？

老板，当你发觉你的儿子有个性有才华，就像周游列国那样，但是他似乎永远都不可能像周游列国那样被一所美国的大学录取，乃至连被中国的一所名校录取的时候，你还会期待你的儿子像周游列国那样吗？

哈，这真是个刁钻刻薄的问题，不用作答也罢。

当然，这里可能有人会问我：同是有个性有才华的两个人，为什么周游列国“出去”了，我的孩子却不行？这倒是个深奥的问题，非我所能回答，只好建议你去问你的膝盖骨。

顺便，我也问一下那些跟着“高考状元”的家长，你们想复制的，是“状元”的名或光环，还是他们身上的“实”？

如果是名，关乎机遇和运气，无可复制；如果是“实”，人人各有不同，更是无可复制；不如打道回府！如果想让自己的孩子周游列国，不如先让他们学会自己吃饭，自己穿衣，乃至是自己洗衣服，先学会尊重他们的个性和兴趣……那么，即使他们无法像周游列国那样考上一个美国大学，光彩夺目；他们也终究有一天会考上自己的“美国大学”，在自己的生活中，光彩夺目……

……买椟还珠，叶公好龙，古来皆然，不说也罢。